“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,我今晚就走。”我说。
“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。”
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,叫上小杨:“玩儿去。”
当地一个马场,长着老高的野草,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,脑袋上扎一朵红花,没精打采披个破毡。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,五块钱骑一次。
小杨不说话,也不骑。
我不知死活,穿着半截牛仔裤就上去了,自告奋勇:“看我给你骑。”
上了马,我刚拉上缰绳,农民大概是踹了马屁股一脚,那马就疯了。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,路过小杨的时候,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。
他看我这样子,也笑了。老范说,这么多天,就看他笑了这一次。
到晚上,我两条小腿内侧都是青紫的。
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,给我端盆水:“泡,热水里泡泡就好了。”
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,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:“对遭受的侮辱,不需要愤怒,也不需要还击,只需要蔑视。”
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,但我当时能想到的,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,帮他熬过这段时间。
“痛苦的时候,”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,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,“去看西北的天空,去看明亮的树林,那是永恒的安慰。”
我问过几个孩子,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?
共同的说法是:“她能理解人。”
“在你看来,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?”
“听别人说话的人。”小蔡说。
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,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,她们说:“这个年纪的孩子,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。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,一旦关键链条断了,就很危险。”
链条的中心是苗苗。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——柔和的蜡笔画,小尖下巴,笑起来大眼一弯,成绩好,还没有班干部气质,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,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。她站在台上擦黑板,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荡来荡去。
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,让妈妈对奶奶好一些:“爷爷走了,奶奶很寂寞。奶奶有些话不说,但我知道,奶奶不需要钱,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。”去世几天后,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,落款是“你们的宝贝女儿”,信里写:“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,我的心都碎了……”
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,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,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……这个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。
苗苗去世之后,她仍然是表弟在内心里“唯一可以对话的人”。
“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?”
“忍气吞声。”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。
“有疑问的时候呢?”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“忍”字。
“问自己。”
“你回答得了自己吗?”
他沉默不语,脸上挂着泪。
“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?”
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:“不相信他们说的话。”
学生连续服毒后,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,砖墙的大黑板上,写着“守法纪,讲文明”,工整的楷书写着“看健康书籍,不进游戏厅,不拉帮结派,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……”五六年级都开了“爱惜生命”班会。“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?”我问。
“说服药会得胃病。”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,”六年级的班主任头发乱蓬蓬的,皱纹缝里都是尘土,他说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学培训是一九八二年的师范班,“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。”
他只能呵斥他们的痛苦,命令学生把刻在课桌上纪念同学的“519”字样抹掉。他们拒绝之后,他叫学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课桌都重新漆了一遍,那些刻下来的字,看不清了,但用指尖还可以摸到。
我想起自己的小学。四年级我刚刚转学来,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,叫高丽丽。她对我很好,把泡着葡萄干的水给我喝,上课的时候我俩坐第一排,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。班主任厉喝:“你们两个,像什么样子!”她掰了一小粒粉笔头,扔在我的头上,班里的同学吃吃地轻笑。
一直到放学,我的头发上都挂着一缕白色。
二十年之后,我觉得我的老师也很不容易。
我问那位六年级的班主任:“你有什么心里话跟谁说?”
大概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,他愣了一下:“不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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