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水。”'《顾维钧回忆录》第2卷,中华书局,1985年版,第178页。'
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,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动摇其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根本政策,但在手法上又不得不表示出一种抗日的姿态。他们在不妨碍“安内”和对日妥协的前提下,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。
从1932年7月7日到榆关失守前,面对日本的不断挑衅,蒋介石曾三次电令张学良,派3~5个旅到热河加强防守,要求“在榆关驻重兵”。
12月25日再电张学良,决走密备中央军6个师随时北运增援。并且说:“倭寇北犯侵热,其期不远”,“今日之事,惟有决战,可以挽救民心,虽败犹可图存,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。”蒋介石的话说得很动听,但只是为了应付一下门面,他在另一封电报中却说:不这样做,“又使国人误为不抵抗也”。'秦孝仪: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》绪编(1),台北1981年版,第566页。'
榆关失守后的1933年1月17日,张学良曾致电蒋介石,要求调中央军即日“开赴热东一带,以增强实力,而备万一。否则战端一起,深恐局部稍有不支,全局大受影响,事机迫切,间不容发,职部军队实不足分配”。
对此,蒋介石竟批复:“北方军事已圭权托付吾兄……成败存亡,听之而已。”'张学良为热河危急要求筹定大计致蒋介石电,1933年2月5日,国民党总统府机要档案。'
到2月14日,日军进攻热河前夕,蒋介石还在宋子文的电报上批复:“未开战以前,中央军不如缓上”。'秦孝仪: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》绪编(1),台北1981年版,第595页。'拖到2月28日热河形势告急的时候,蒋介石才下令中央军增援部队北上。到最后,原定北援的6个师中只落实了第2、第25、第83和第44师4个师。直到3月15日,日军猛犯长城各口时,始组成以东北军、西北军、晋军等地方部队为主的战斗序列,共约25万人。而此时蒋介石用于南方5省“剿共”的兵力,却达到60万人以上。
国民党在华北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原是北平绥靖公署,张学良为绥靖公署主任。
1932年8月17日,国民党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,改设军委会北平军分会,并由蒋介石兼任军分会委员长。蒋介石又让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的职权,使张感恩于蒋。
1933年1月,榆关失守后,张学良到南京开会时,曾要求蒋介石北上,指挥反攻作战。蒋不得已,派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率20余人于当月20日赴北平协助张进行指挥。
1月24日,热河危机加深,宋哲元、冯治安、张自忠、刘汝明、商震、庞炳勋等华北军将领致电蒋介石,请他北上指挥作战。蒋满口答应:“必北上与共生死也”。'秦孝仪: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》绪编(1),台北1981年版,第585页。'
然而不到3天,他却南下江西指挥“剿共”战争去了。
2月5日至13日,当“倭寇攻热在即”之际,蒋介石先后4次分别致电张学良和宋子文,决定并催促张作相赴热坐镇指挥。2月19日,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,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统率,保卫热河。3月1日,蒋又致电宋子文,告以“热河战事,惟有汉兄(张学良)亲出督师,方可如计奏效。”'秦孝仪: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》绪编(1),台北1981年版,第607页。'
结果,张作相直到热河失陷前几天才赶到承德设司令部,为时晚矣!张学良还未成行,热河已失。
3月3日,北大教授丁文江等致电蒋介石,再次催其北上。电称:“热河危急,决非汉卿(张学良)所能支持,不战再失一省,对内对外,中央必难逃责。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,政府将无以自决于天下。”'吴相湘:《第二次中日战争史》上册,台北综合月刊社,1973年版,第118页。'
3月4日,热河沦陷,全国震怒,蒋介石才急派何应钦、黄绍竑等于5日赶赴北平,与张学良会商应付办法。3月6日,蒋介石亦被迫离开“剿共”前线北上,以其亲信何应钦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,主持华北军事,并联络阎锡山等出兵长城,应付抗战。同时在保定设委员长行营,由何成浚代蒋坐镇华北。
3月26日,长城抗战正紧之时,蒋介石却已在南京与刚刚回国的汪精卫会谈,几经周折,蒋答应给汪以处理外交的权力。并于5月3日在北平成立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,负责对日外交。至此,北平有了两套班子:应付抗战,有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指挥的北平军分会系统;对日交涉,靠汪精卫直接指挥黄郛的北平政务整委会系统。
军费问题是进行长城抗战的一个大问题。1933年1月5日,张学良致电蒋介石,称:“目前最切要者即粮秣一项,幸前经宋部长汇借五十万元,业已用尽,现时急需汇二三百万元不敷支应,务恳迅赐筹拨四五百万元,俾济急需。”'秦孝仪: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》绪编(1),台北1981年版,第573页。'
为解决经费给养问题,宋子文曾于2月11日到北平,与平、津银行财团商谈财政问题。14日,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承认:“前线队伍确万分困苦,汉卿确亦无法支持,弟与金融家正在商量三个月计划,以安军心。”并向各将领表示“予以财政物质上尽所有之援助”,同时“已组织热河后援会”。'秦孝仪: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——对日抗战时期》绪编(1),台北1981年版,第594~595页。'
宋子文讲得很好,但兑现不多。据国民党历史档案记载,汤玉麟为粮晌和服装等问题,曾多次电请南京政府解决。辽、吉、黑民众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和热河民众团体也连续发函吁请。直到3月l 日国民党政府实业、财政、内政三部才开会讨论。决定呈请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“鼓励粮食商人或商会将粮食运往热河销售,并由政府设法协助保护。'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。'
实际上,在三部联合讨论这种办法时,热河已大部沦陷。待三部会函呈报行政院时,热河已丢失半个月了。这种筹集抗日经费的难处与蒋介石一次就批拨几千万元“剿共”经费之容易,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第二编 救亡高潮(1933。1~1937。7。6)
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,中国军民进行长城、察哈尔抗战
第二节 榆关战斗与热河弃守
一、长城、察哈尔抗战的序幕——榆关战斗
(一)榆关战斗前的态势
榆关即山海关,位于万里长城东端,北依燕山,南临渤海,地势险要,扼辽、冀之咽喉,为平津之屏障,素有“天下第一关”之称,自古即为军事重地。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,逼迫清政府于次年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五条约。规定英、美、日、法等11国有权在秦皇岛、山海关等战略要地驻兵。自此,日本就在秦榆两地驻军。至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,日本在榆关驻有宪兵分遣所和步兵守备队,分别隶属于天津的日本宪兵队和中国驻屯军。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日本更加重视并准备攫取这个门户枢纽。这首先是日本侵略热河的需要。日军占领榆关,既可用少数兵力掩护其攻热部队的侧背安全,又可佯示攻略滦东,窥视平津,牵制中国兵力于冀东平原,以利攻热作战。其次,日军占领榆关是为了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,并取得入侵关内的跳板,为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。
为图谋榆关,日本利用辛丑条约所给予的驻兵权,步步进逼。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日军开始在榆关增兵,特别是1932年初日军夺取锦州后,关东军又以第8师进占兴城、绥中等地,以致榆关震动,一日数惊。
日本情报人员则利用日本驻军和侨民作掩护,在榆关不断进行刺探军事情报和捣乱活动。关东军的步步进逼,驻榆日军的捣乱和天津驻屯军的不断骚扰,使榆关形成了“前有重兵压境,中有心腹之患,后有掖背之痛”的军事形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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